現代福音派從一系列的復興中產生，這些復興於18世紀30年代到19世紀30年代期間發生在美國和英國，並在當代運動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在約拿單·愛德華茲（Jonathan Edwards）和喬治·懷特腓（George Whitefield）等人的事奉期間，神在新英格蘭興起了驚人的工作；在世紀之交，這工作讓位於衛理公會和浸信會在美國西部大開發前沿前所未有的教會指數級增長。與此同時，其他宗派和教派沿著殖民地海岸以及在初生的美國的其他地區擴張。這讓我們很難清楚劃分第一次和第二次大覺醒。
在第一次大覺醒期間，愛德華茲很謹慎地去做出一種平衡，既使復興時期的情感表達和外在表現合法化，又不至將它們作爲這場運動的衡量標準。但到了19世紀20年代，復興主義開始取代這種謹慎的平衡。
復興主義絕不是鐵板一塊。儘管如此，它還是有很多一致的標誌。下面我將提出六個標誌：逆向工程、對名人的個人崇拜、對高質量工作的依賴、情感操縱、對歸信的簡化觀點，以及不充分的教會論。這個清單當然不是詳盡無遺的；然而，我的目的是要用第一個和第六個標誌作爲總括，來表明復興主義的內在關聯，希望能證明復興主義的誘惑並沒有消失。
復興主義的核心是想要「復原」的衝動。在19世紀上半葉，這意味著人們希望能永遠經歷大覺醒開始的幾十年間發生的神的工作。復興主義相信，人實際上可以使這樣的事情發生。結果，講道人試圖重新創造產生過自發復興的條件和結果。與這種復興主義關係最緊密的人就是查爾斯·芬尼（Charles Finney）。
芬尼和其他復興主義者看到，受歡迎的講道人（想想弗朗西斯·阿斯伯里 [Francis Asbury] 或巴頓·斯通 [Barton Stone] ）、周密的計劃（懷特腓對印刷媒體的使用）以及情感和身體的表現（如愛德華茲的《宗教情操真僞辨》一書中所描述的），可以用來對靈魂的歸信產生巨大影響。雖然芬尼從未否認恩典的必要性，但他教導說，復興不是一種神蹟，而是一種人的工作。它是正確地使用方法的結果。他採用的方法後來被稱爲「新舉措」（"new measures"），其中包括公眾傳媒廣告，長時間的復興聚會，爲未得救之人公開提名禱告，以及最臭名昭著的「決志席」。
芬尼的激勵原則是，復興是基督徒的責任。神已經規定了方法，如果信徒單純地使用給他們的工具， 靈魂就會得救。復興不是什麼神聖和奧祕的事；相反，通過研究過去的復興，界定其中的要素，然後把這些要素付諸實踐，就能積極地設計出復興來。芬尼從紐約州北部到俄亥俄州實行他的復興主義。他留下了有影響力的傳承，即使今天多數基督徒從未聽說過他。
復興主義往往圍繞著知名的傳道人，受歡迎的人，甚至是名人。這並非沒有先例。成千上萬的人前去聽懷特腓講道，只是因爲講道的人是懷特腓。認得阿斯伯里的人可能比美國任何一位開國元勳都多。
但隨著向復興主義過渡，情況起了變化。面對批評和爭議，芬尼極力爲他的新舉措辯護。在他心目中，這些舉措成爲真正復興的精髓，以至於他的事工漸漸被等同於復興。這意味著任何的警告，甚至是來自他的朋友的警告，都會被視爲人身攻擊。他拒絕聽從任何試圖緩和他的方法的努力。一位同時代的人，伊麗莎白·布銳納德（Elizabeth Brainerd）談到他的事工時說，「起初，所有人都驚奇地站著，榮耀神。最後，那些心智不健全、對聖經真理認識貧乏的人開始榮耀芬尼先生。對他們來說，很明顯是他引發了復興，使靈魂歸信。」
在他的回憶錄中，芬尼本人做了一段透露真心的回憶。他回想起那些對他的做法持謹慎態度的年長牧師，他寫道，「他們的反對從未讓我感到羞愧，從未讓我相信我在教義或實踐上是錯的，我也從未因爲他們的反對而在開展復興運動上做出絲毫的改變。我認爲我是對的。我現在仍然這麼認爲。我認爲他們的反對是無禮和傲慢的，對他們自己和神的工作都是沒有必要和有害的。」復興主義的事工中通常出現的情況是，缺乏責任感，不願意被糾正，以及將個人與神的工作等同起來。
復興主義常見的標誌是，在實施復興的方法時依賴專家和專業性。爲什麼要強調卓越呢？因爲如果成功取決於人使用正確的方法，那麼一切都必須做得恰如其分。芬尼在美國的事工是這樣，在大西洋彼岸也是這樣。
在19世紀40年代的英國，自發復興漸漸衰弱，並轉向了人爲安排的復興。有一些人狂熱地推崇芬尼的方法，尤其是年輕的牧師。像詹姆斯·考伊（James Caughey）等經驗豐富的傳道人，帶著他們屢試不爽的方法，在不列顛群島開展巡迴事工。1859年，摩根（R. C. Morgan）創辦了一本名爲《復興》（The Revival）的雜誌，作爲推動這一努力的先驅。有計劃的復興活動成爲常態，以至於當真正的復興在蘇格蘭的霍普曼村爆發時，那裡的報紙不得不做出澄清，刊登「沒有人試圖『搞』這個運動」來表明他們所經歷的並非人爲。
復興主義採用講道和禱告以外的策略來推動情感。在芬尼的事工中，包括意在警告的語言，以及在私下聚會中迫使個人爲失喪的人公開提名禱告，甚至包括直接在講壇上對特定的人講話。前面已經提到，芬尼最臭名昭著的武器是「決志席」。
可能還有其他標誌著歸信的身體姿勢，比如站立、跪下，或講壇呼召，但決志席，也稱爲「悔改座位」，無疑是最引人注目的。它是這樣運作的：在聚會的中心放置一張長凳或一些座位，在講壇附近的整個會眾都能一眼看到。當人們預備好降服於基督時，就會來到這個區域。他們一到，就會接受強烈的代禱和勸勉。已經歸信的人會環繞著他們。通常，有唱詩、哭泣、認罪和聖靈的有形顯現。用芬尼的話說，這個做法的全部目的就是讓未歸信者「被推到要立刻降服於基督的地步。」
總而言之，對上述一切的依賴暴露出了其背後的歸信觀念，不幸的是，這種觀念與耶穌所說的「重生」相去甚遠。如果復興是人爲的結果，就暗示重生也必然可以用類似的術語來解釋。問題就不在於恩典的必要性，而在於恩典的首要性。神在救恩中是否有主權，還是說他只是廣泛地提供救恩，而個人的命運最終由他們自己決定？
拿但業·泰勒（Nathaniel Taylor）是一位聲望頗高的神學家，他試圖將當時方興未艾的加爾文主義與第二次大覺醒的復興主義結合起來。他是芬尼特色復興主義的熱心捍衛者，這必然導致他把傳統的加爾文主義改變得面目全非。儘管泰勒在耶魯擔任公理會牧師和教授，但他被指控爲阿米念主義和（更糟糕的）伯拉糾主義——而且這指控並非沒有根據。泰勒否認人的墮落，替代性救贖和自由意志之上的神的主權。
對於泰勒和其他復興主義的倡導者來說，歸信確實取決於個人。這樣的決定可以通過一些外在姿勢顯示出來，比如跪下或前往決志席。歸信不是神超自然地加給的恩典，而是任何真的理解基督教信息和基督徒生活並爲之吸引的人都能自然決定的事情。
在復興主義中，公開的露天佈道和帳篷聚會取代了地方教會。就其本質而言，復興主義的眼界超越了普通的蒙恩管道。它意味著超越，超越神的日常工作。最後，我們所看到的所有標誌最終都是對普通地方教會事工力量和中心地位的輕視。
復興主義提出了一個問題：個人到底是被拯救到哪個共同體中？第二次大覺醒的過激之處，特別是它對宗派形式的矛盾態度，爲慕迪（D. L. Moody）和桑奇（Ira Sankey）這樣的無宗派傳道人的出現預備了道路。諷刺的是，在19世紀中後期，對地方教會的不尊重，催生了眾多自稱是真正宗教先驅的宗派和激進教派。
說到底，歸信不是基督徒生活的高潮，而是起點，是通往榮耀之路的第一步。然而，在這路上，我們需要的不僅僅是對強烈情感時刻的記憶。我們需要地方教會。地方教會是一個共同體，在洗禮時確認一個人的認信，並繼續通過主餐來不斷確認它。教會爲門徒訓練和成聖提供了共同體環境。
以上是對復興主義的介紹。簡而言之，它堅持的是一系列錯誤的假設和前提。你今天看到這些標誌了嗎？
翻譯校對：無聲宏揚。原文刊載於九標誌英文網站：Six Marks of Revival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