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給牧師們帶來了許多挑戰，其中包括信息技術在教會生活中的應用。
最近，我和同事布萊恩·巴裡諾（Bryan Barrineau）完成了一項新的研究，研究內容是信息技術在地方教會中的應用及其對教會塑造門徒和訓練門徒的影響。[1] 新冠疫情之後，教會開始從彼此隔離和疏遠的門徒關係（疫情時期教會的服事都是通過網絡）陰影中走出來，試圖找出教會的新常態可能是什麼樣子。
對一些人來說，從大門打開人們能夠重新聚集在一起的那一刻起，線上直播就不再有吸引力了，他們的注意力很快又轉移到實體的聚會和面對面的事工上。
然而，對爲數眾多的另一部分人來說，關於「教會生活」的想法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曾經必須在現實生活中、在信徒實體聚會中進行的事工，現在可以脫離實體，在舒適的沙發上通過屏幕和電子設備進行。
儘管關於「網絡教會」是否符合聖經的問題已經翻來覆去地討論了十多年了，但很少有人從實證角度研究過信息技術對「去、教導」（太 28:19-20）的影響。在這個複雜的哲學問題、實用性問題和神學問題組成的迷宮中，疫情又給它增加了一條曲裡拐彎的路線——爲大眾提供了一個有舒服扶手椅的建築——他們自己的家。
2021年，《外聯》雜誌（Outreach Magazine）發表了一篇舊題新議的報告，其中包括 2019 年和 2020 年「美國發展最快的教會」名單。[2] 簡而言之，在教會關門、社區封鎖、網絡和社交媒體驅動的事工激增的時期，名單上的這些教會經歷都了顯著「增長」。這些教會中的大多數在疫情之前的幾年裡就一直在尋求使用信息技術，因此與其他地方教會相比，疫情讓他們順風順水地利用信息技術擴大了自己的影響力。
在我們開始研究技術對教會塑造門徒和訓練門徒的影響時，我們發現學術數據很少，規範討論的術語也很少。當然，每個人都知道什麼是現場直播，也知道如何瀏覽教會網站，但我們發現大家對歷史上教會如何使用信息技術的情況卻缺乏瞭解。我們很快就發現，很多時候我們與我們的研究對象在討論完全不同的東西——這取決於作爲我們研究對象的教會領袖的年齡、所在地區和所持教義。
出於對清晰性和歷史連續性的考慮，我們選定了「以技術爲媒介的事工」（Technology-Mediated Ministry，TMM）這個術語。教會一直在利用技術推進我們的大使命。從使徒保羅使用書信，到一世紀教會使用羅馬的技術奇蹟——四通八達的道路系統，再到宗教改革時期教會使用約翰·古騰堡的印刷機，教會一直在利用當時流行的技術提高事工有效性。
「以技術爲媒介的事工」超越了我們對「在線教會」的理解，它將司布真（Spurgeon）和慕迪（Moody）所用的電報、羅伯特·布朗（R.R. Brown）和巴恩豪斯（Barnhouse）的廣播事工以及葛培理（Billy Graham）等人通過電視產生的影響力聯繫到了一起。此外，「以技術爲媒介的事工」概念不僅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過去幾代人對技術的利用，而且還有助於我們瞭解未來教會能夠如何利用虛擬現實、元宇宙中以及其他將要出現的技術發展創新。
在我們的時代並沒有人回顧和批評早期教會領袖對散居在羅馬帝國各地的基督徒進行門徒訓練的方式。然而我們現在卻質疑教會使用信息技術的恰當性。爲什麼？爲什麼我們要在使用互聯網和數字技術擴張教會的影響力到全球的問題上掙扎？
答案很簡單：因爲距離（proximity）。
「以技術爲媒介的事工」從未在任何一個時代能夠允許世界各地的人同步參與教會。雖然教會一直都在想方設法將福音信息傳播得越來越廣，但直到如今「以技術爲媒介的事工」才讓人們人無論身在何方都能在視覺和聽覺上同時參與實時虛擬互動。
在第一世紀，基督徒雖然都回應保羅的書信，但並不是同時回應，他們也不認爲自己是保羅書信目標教會的成員。羅馬或帖撒羅尼迦的基督徒並不認爲自己是哥林多教會的成員。歌羅西的基督徒也不認爲自己是羅馬教會的成員。早期教會的表現形式是基督徒在當地的聚集，他們因爲距離相近和認信相同而聚集在一起。
今天，基督徒或對基督教感興趣的人可以享受到前所未有的各種服事，參與到教會中來。然而，正如閱讀司布真講道的美國讀者絕不會認爲自己是司布真在倫敦教會的成員一樣，我們也不應該認爲自己是那個我們並不經常出席的教會之成員，即使我們使用了她各種的事工資源。這正是我們的數據收集所揭示的。「以技術爲媒介的事工」可能是一種有效的文化參與和傳福音的方法，但它違背了聖經關於就近、有意義地加入教會的教導。
教會帶領人認識到出席、奉獻、服事、門徒訓練、社群團體和宣教都是衡量教會塑造其成員成功的要素。然而，少數教會（不到百分之二十）積極地使用線上服事參與者的數量來作爲衡量的關鍵指標。例如，考慮一下「線上成員」的概念。教會成員資格的一個目的是督責。然而，大多數擁有線上「成員」的教會——事實上，百分之九十的教會，都不能爲那些試圖通過虛擬成員身份參與教會的人建立一個實際的督責體制。
值得一問的是：「以技術爲媒介的事工」的邊界在哪裡？我們的研究對此作了一些釐清。當「以技術爲媒介的事工」試圖取代積極和深入地參與一間地方教會時，它就「越界」了。「以技術爲媒介的事工」可以成爲向失喪之人傳福音和參與文化建設的巨大資源。技術可以成爲加強教會門徒訓練工作的有效工具。技術也可以使那些因生活中的一時挑戰而受到攔阻無法參與聚會的人受益。但是，某些形式的在線和虛擬技術也會貶低和削弱基督徒定期和有意義地參與地方教會，這樣就沖淡和貶低了基督徒生活。
聖經指示我們要聚會（太 18:20；林前 14:26；來 10:24-25），這些聚會預表著我們將來永恆的聚會（啓 7:9-10）。聖經還命令我們要與其他基督徒互動（林前 12:25、加 6:2、西 3:13，等等），這些要求無法通過技術中介、「網絡教會」或「網絡教會成員資格」來充分表達或遵守。
我們應該自由且明智地使用技術，通過這個時代提供給我們的每一個平台來分享福音。但是，我們絕不能因爲使用技術而降低地方教會聚集的價值和重要性，從而犧牲地方教會聚集的價值。上帝的話語是真實的，地方教會的成員資格太重要了，不能以屏幕爲媒介。
[1] R. Bryan Barrineau, 「Technology-Mediated Ministr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Local Church Discipleship: A Mixed Methods Study,」 (Ed.D. diss., Southwest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Fort Worth, TX, 2022
D. Heath Woolman, 「Technology-Mediated Ministr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Local Church Assimilation: A Mixed Methods Study,」 (Ed.D. diss., Southwest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Fort Worth, TX, 2022.
[2] https://outreach100.com/fastest-growing-churches-in-america.
譯：DeepL；校：Jenny。原文刊載於九標誌英文網站：Technology-Mediated Ministry: How Far Is Too F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