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寫這篇文章的幾個月前，英格蘭聖公會的全國領導機構——英格蘭聖公會主教會議同意祝福同性婚姻。雖然英格蘭聖公會並不完全贊同並且也不會爲同性伴侶主持正式的婚禮，但它近期的這一教牧決定確確實實讓聖公會內外的福音派人士感到悲哀。看來，某種形式的分裂無法避免了。
看到我的聖公會兄弟姐妹們爲自己所屬宗派的立場而痛苦，也讓我高興不起來。我不會幸災樂禍。我可能是浸信會；我可能支持長老帶領的會眾制；我甚至可能追隨鐘馬田（D. Martyn Lloyd·Jones）本人（是的，這是真的）；儘管我有自己的教會論，也清楚地知道自己站在鐘馬田這邊，而不是斯托得（Stott）那邊（關於這一點，請參閱 1966 年他們之間有據可查的爭論），我還是爲福音派聖公會心存感恩。
在進入狂野的大學世界之前，我是個改革浸信會牧師的孩子，在倫敦東區的小型城市教會長大。那個時候，我還不能完全確定聖公會信徒是基督徒。把這兩個詞結合在一起似乎是個矛盾的說法，就像乾涸的水，或是精緻的美國人。儘管如此，我還是有話要說。
隨著歲月的流逝，我越來越愛我的聖公會兄弟姐妹們。以下是我從英格蘭聖公會朋友身上學到的九條經驗，重要度與先後無關。
第一，委身於解經式講道。
四十多年來，宣道基金會（Proclamation Trust，PT）的事工給保守福音派提供了巨大的幫助。英格蘭宣道會事工是從聖海倫教會主教門堂（St Helen's Bishopsgate）發展出來的，當時的牧師是迪克·盧卡斯（Dick Lucas）。宣道基金會事工的核心信念一直是通過忠心地教導聖經使人聽見上帝的聲音。我將永遠感謝上帝使用聖公會弟兄來向我顯明這一點：迪克·盧卡斯本人、約翰·斯托得、沃恩·羅伯茨（Vaughan Roberts）、安德魯·薩克（Andrew Sach）、裡科·泰斯（Rico Tice）和威廉·泰勒（William Taylor）等人。
第二，委身於福音中的夥伴關係。
宣道基金會的事工孕育出了福音中的夥伴關係。英格蘭聖公會牧師迪克·盧卡斯（Dick Lucas）與他的好友、不從國教牧師戴維·傑克曼（David Jackman）合作，爲來自不同教派的牧師舉辦佈道會議。鑑於聖公會內部神學的多樣性，我們的英格蘭聖公會朋友尤其需要發展福音中的夥伴關係。儘管如此，作爲一名浸信會基督徒，我還是非常欣賞（通常由英格蘭聖公會領導的）爲了基督的使命而開展的跨宗派合作，在建立教會、地區性培訓課程和地方性福音開拓方面都做得很好。
第三，委身於個人門徒訓練。
我的聖公會朋友在一對一門徒訓練方面的榜樣也給了我很大啓發。許多人都是通過暑期活動事工和「個人事工」文化建立起這種理念，這種文化對他們的成功至關重要。當然，年長的基督徒與年輕的基督徒一起讀經、禱告和互相督責並不是英格蘭聖公會所獨有的。但我首先在我的聖公會朋友身上看到了這一點。
第四，委身於聖經神學。
聖經神學是一門神學學科，它從創世記到啓示錄，通過救贖計劃的展開，對特定的聖經主題進行循序漸進的追溯，二十世紀之交，普林斯頓神學院的霍志恆（Geerhardus Vos）倡導了對聖經神學的重新發現。但我對聖經神學的第一印象卻是高偉勳（Graeme Goldsworthy）在《福音與國度》（Gospel and Kingdom and According to Plan）中清晰的文筆。高偉勳寫這本書時他正在澳大利亞悉尼的摩爾神學院（Moore Theological College）任教——這裡可以說是保守福音派聖公會的基地。這就引出了我要說的下一條。
第五，委身於勇敢地傳揚福音。
悉尼聖公會的影響，尤其是菲利普·詹森（Philip Jensen）的佈道、他兄弟彼得·詹森（Peter Jensen）在摩爾神學院（Moore College）的領導以及約翰·查普曼（John Chapman）熱情洋溢的佈道——在英國無論怎樣強調這些都不爲過。他們以身作則，以簡單、清晰和勇敢的方式向失喪的靈魂傳講福音。他們爲福音派提供了「人生二路」的福音小冊子。詹森兄弟和查普曼都是英格蘭聖公會的牧師——這個教派通常並不以清晰和忠實地宣講福音而著稱——這挑戰了我早年的預設，即我最應該向誰學習。此外，朗厄姆廣場諸聖教會（All Souls Langham Place）的裡科·泰斯（Rico Tice）開發了大受歡迎的「生命歷奇——探索基督教信仰」（Christianity Explored）課程。
第六，委身於事工培訓。
2000 年至 2001 年期間，當我開始從事全職基督教事工時，我有幸與兩位非常相似但又非常不同的資深牧師共事。2000 年，我在國會山浸信會（Capitol Hill Baptist Church）的狄馬可（Mark Dever）手下擔任教牧助理。2001 年，我在英格蘭聖公會鄧多納教會（Dundonald Church）主任牧師理查德·科金（Richard Coekin）手下學習（理查德後來成爲共同使命 [Co-Mission] 植堂網絡的創始主任）。作爲一個二十多歲的福音事工新手，我看到大西洋兩岸及浸信會和聖公會之間跨越教派的共同願望就是希望看到新一代的福音工人得到培養、培訓和差派，這真是令人鼓舞。
第七，委身於爲信仰而戰。
自從托馬斯·克蘭麥（Thomas Cranmer）和亨利八世時代起，英格蘭聖公會就一直是新教教會。那是，英國君主是英格蘭聖公會的正式領袖，並被授予「信仰捍衛者」的稱號。近期，已故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葬禮和隨後國王查理三世的加冕典禮表明，英格蘭聖公會與國家事務是多麼密不可分。聖公會擁有巨大的權力、資源和公眾影響力。儘管英格蘭聖公會內部有許多人背離了合乎聖經的基督教信仰，但我認爲，諸多福音派人士拒絕讓這個教派「走向滅亡」，不願意看到這來之不易的福音資產流失或被濫用，是非常值得稱讚的。雖然我認爲自己是一個不從國教者，但我欽佩他們的勇氣、決心和忠心。
第八，委身於豐富的神學遺產。
英格蘭聖公會的《三十九條信綱》（The Thirty-Nine Articles，這是英格蘭聖公會的信仰告白）和《公禱書》（托馬斯·克蘭麥的聖禮指南）都是優秀的神學反思和實踐佳作。數百年來，它們一直在維持和保護正統信仰。在我們最軟弱的時候，不從國教者傾向於重新創造一些更平淡無奇、更有能力的共同崇拜方式。值得慶幸的是，我在英國聖公會橡樹山神學院（Anglican Oak Hill Theological College）接受神學培訓期間，深刻地認識了聖禮的價值，時至今日，這樣的認識仍在影響著我的服事。
第九，委身於服事社區。
有些聖公會教會規模大、知名度高，位於戰略要地。然而，大多數聖公會教會都在英國的各地小型、地方性社區服事，而且往往是在農村社區。我非常欽佩英格蘭聖公會的朋友們，他們沒有選擇揚名立萬，而是在不起眼的普通社區中默默地事奉主，堅持傳道、禱告、愛、留守，並保留了無數的福音小見證。在天上一定有財寶爲他們存留。
譯：DeepL；校：Jenny。原文刊載於九標誌英文網站：What I've Learned from the Anglica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