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是世界上最世俗和個人主義文化最興盛的國家之一。經常有人問我，在瑞典這樣的環境中，搞教會成員制是否明智。它不會把人們拒之門外嗎？
本期的其他文章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論據，證明教會成員制合乎聖經。在本文中，我反而想要說明的是，爲什麼教會成員制在陷入世俗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地方很重要。希望這些思考能激勵你，當你尋求在至少某種程度上可能和我一樣的處境中實行教會成員制的時候，能夠保持對聖經的忠心。即使是在瑞典，教會成員制也沒有過時，而是爲基督徒的成長和塑造提供了必要的框架。
正如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指出的，西方社會目前生活在「本真性時代」——一個表現型個人主義的時代。如泰勒所解釋的，在西方歷史的這個時代，每個個人都創造他自己的身份和命運：
我們每個人都有他/她自己的實現我們人性的方式，並且……重要的事情是，發現自我，活出自我，而不是屈從於外部、社會、上一代人、宗教或政治權威強加給我們的模式。[1]
這一評估對美國和歐洲來說都是正確的。然而在瑞典，這種意識形態達到了頂峯。
根據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的報告，瑞典是迄今爲止世界上最個人主義、自我表現和世俗的社會。爲什麼呢？
在 1800 年代初期，自由派詩人兼歷史學家埃里克·古斯塔夫·蓋耶（Erik Gustaf Geijer）就這樣表達了瑞典人的特性，他把瑞典維京人描述爲「既沒有資產階級的利己主義，也沒有古代的共和美德，而只有頑固的個人獨立自主。」 蓋耶說，自由意味著「不隸屬於任何其他人，而是像古代維京人一樣沒有主人。」這種拋棄一切權威的執著信念在瑞典人和整個西歐人當中造成了對獨立的災難性理解。
1972 年，社會民主黨提出了他們的宣言「未來的家庭」，這是一個成功的政治努力的一部分，爲的是將個人從一切形式的從屬和依賴中解放出來。妻子不再依賴她們的丈夫。通過專業（而且幾乎是藉著強制性稅收）機構的照看，兒童擺脫了父母的束縛，老年人也擺脫了成年子女的束縛。他們主張，理想的家庭是由根本上獨立的個人組成。唯一真實且有意義的關係是完全自願的。
瑞典歷史學家拉爾斯·特拉高德（Lars Trägårdh）將此稱爲「瑞典愛情理論」。他指出，在大多數國家，相互依賴被視爲愛情和親密關係的本質——使人相互聯繫的紐帶。正如大多數文化所理解的那樣，放棄激進的獨立自主使我們成爲真正的人。作爲社會最基本的美德，愛的特點是對夥伴的直接和絕對責任。然而，瑞典並不認同這些信念。[2] 特拉高德還說：
在瑞典——或許還有整個北歐國家……所持的前提恰恰相反。瑞典人關於愛的理論拒絕認爲愛是由不平等和等級社會關係構成的，而是將愛的精神建立在平等主義和自願主義的原則上，認爲一切形式的依賴都會破壞真正的愛。只有相互的自主才能保證人際關係的真實性和誠實，將其轉變爲自由和自願的交往。[3]
瑞典的官員和領導人有效而成功地實施了這一理念。相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瑞典都更像個人自治的烏托邦。在我們的朋友——也就是國家——的一點點幫助下，每個公民都擺脫了對其他人的任何依賴和任何形式的盟約關係。瑞典代表了世俗個人主義的終局。
這種理念的影響既深遠又具破壞性。瑞典不僅僅是世界上最世俗和最自我表現的社會，而且也是最孤獨的社會。幾乎一半的瑞典人獨自生活——這個比例在世界上是最高的。每四個人當中就會有一個人在無人陪伴的情況下孤零零地死去。事實上，很多人經常是躺在自己的公寓裡死了幾個月，鄰居聞到了屍體的臭味才被發現的。每十個人就有一個人沒有親密的朋友。
教會如何回應這些文化和理念的挑戰呢？遺憾的是，我沒有看到對這種猖獗的個人主義有任何有意義的抵制，甚至教會也沒有。在社會上流行的許多同樣的價值觀也滲透到瑞典教會中。它們不僅充斥著消費主義，還對各種權威主張深感厭惡。其結果就是，規範性地講解聖經並呼籲悔改的傳道人被認爲是在壓迫人，並被視爲侵犯了個人的尊嚴和自主權。
在這種處境中，聖經對悔改和相信的呼召如何會有人聽呢？把肉體釘在十字架上的呼召被人認爲根本上就是獨裁壓迫，在這種地方我們如何進行門徒訓練呢？
雖然講道至關重要，但光靠講道不足以扭轉局面。20 世紀就證明了這一點。在本世紀，歐洲教會從合乎聖經的教會論中退卻。許多最有恩賜的傳道人可以吸引人群，但這些人群從未形成健康的教會。地方教會的事工被換成了長達一個世紀的數人頭和人手。傳道人不是去忠實地教導真正悔改的品格和作門徒的代價，而只是問聽眾是否願意邀請溫柔、溫和的耶穌進入他們的生命中。這些在教會論上貧血的做法導致了瑞典福音派的徹底毀壞。
像瑞典這樣高度個人主義文化的教會需要教會成員制。沒有它，這些教會就會枯萎和死亡。合乎聖經的成員制會帶來有意義的作門徒，而這是教會的命脈（西 1:10；約壹 1:3–4）。門徒訓練不僅包括鼓勵，也包括教導和責備。畢竟，如果我們被神的道衝擊，我們如何能作爲基督徒成長呢？如果我只致力於當地的信仰-家庭，只要它符合我實現人性的個人計劃，那麼就如我們瑞典語中所說的那樣，我就是在砍斷我所坐的樹枝。成員制是針對瑞典教會自我毀滅的個人主義唯一解藥。
健康的教會成員製爲基督徒生活提供了必要的盟約（與消費主義相對立）框架。就像婚姻一樣，教會成員制是由包括誓言的莊嚴協議構成的。在婚姻中，我們立約彼此相愛和忠誠。在教會成員制中，我們立約遵守耶穌所吩咐的一切（太 28:16），特別是基督徒共同體中關於對「彼此」的各種聖經命令。
瑞典人和西歐人正是需要這種盟約框架來打破我們文化中看似不可征服的消費主義和個人主義範式。就像在婚姻中一樣，當我們受到傷害或產生矛盾時，我們不能簡單地走開。我們對盟約的委身也迫使我們留下來並努力解決由於我的罪或我弟兄姐妹的罪而造成的一切張力。在地方教會中，我們可以挑戰彼此的自主性、個性和自我表現——不是由一個我們可以簡單離開的人，而是由一個莊嚴起過誓，要爲了我屬靈益處的緣故擔當我的重擔並用愛心說誠實話的人。在教會成員制的盟約框架中，我終於接觸到了真正的團契，並且靠著神的恩典，經歷到了基督徒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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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harles Taylor, A Secular Ag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475. 中譯參考《世俗時代》，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著，上海三聯書店 2016 年出版。
[2] Lars Trägårdh, "Statist Individualism: The Swedish Theory of Love and Its Lutheran Imprint," in Joel Halldorf and Fredrik Wenell (eds.),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Eucharist: Free Church Theology in Conversation with William T. Cavanaugh (Eugene, OR: Wipf and Stock Publishers, 2014), 33.
[3] 同上，第 27 頁。
譯：無聲弘揚；校：JFX。原文刊載於九標誌英文網站：Why Swedish Churches Need Membersh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