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來花點時間想想你會如何回答這些問題：
1）當今教會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什麼？
2）基督徒在哪些方面最容易向真理妥協？
3）牧師應該如何幫助信徒成爲福音美好的見證？
也許你能給出每個問題的答案，但你可能也會注意到這些問題是多麼含糊不清。問題 1 沒有說明我所說的「教會」或「最大的」問題指的是什麼。問題 2 沒有明確指出哪類基督徒或哪類特定的真理可能會受到損害。問題 3 沒有說明哪類牧師應該爲哪類人提供哪種幫助。每個問題都有誤導性，因爲每個基督徒、教會和牧師都生活在特定的環境中。他們都化身在特定地點和時間中。他們都有獨特的需要也面臨獨特的危機。
在數字時代，記住我們的特殊性越來越難。互聯網導致了「情境坍塌」（context collapse）。它將人們帶入一個本質上沒有面孔、沒有地理邊界的空間。這個空間概括了語言和思想，忽視了人與人之間、地方與地方之間真實存在的差異，將我們推向高度通用的語言和思維方式。
互聯網確實有其積極的一面。例如，作爲一個生活在肯塔基州、美南浸信會的丈夫和父親，我每天的正常生活並不會讓我與英國福音派基督徒有密切接觸。但社交媒體卻可以。我可以認識遠離自己文化背景的人，從而瞭解他們在福音中與我相同的經歷，以及他們是如何回應的。
與此同時，互聯網高度概括了思想和語言，這會在很大程度上誤導我們的直覺。我在網上看到別人的問題或爭論，我可能就會非常關注這些問題和爭論，甚至對它們的關注度超過了我關注自己或本教會弟兄姊妹的試探和軟弱。別人生活中的故事可能與我的生活以及我生活中的人沒有什麼關係，但這些故事的垂手可及造成了一種距離上的錯覺——他們感覺離我很近雖然實際上離我很遠，因爲我們之間的距離通過技術被「拉近」了。
情境坍塌帶來的挑戰與思考基督教中的大公性尤其相關。因爲神學討論、教牧關懷，甚至地方教會都已遷移到網絡上了，它們已明顯成爲數字生活的一部分。但是「虛擬教會」不僅在教會論上不連貫，它與基督教的大公精神也背道而馳。
從根本的層面上看也的確如此。「虛擬教會」試圖消除了教會之間建立連結的物理現實。一個虛擬教會無法爲了向社區傳福音而與另一個教會合作，因爲虛擬教會根本就沒有社區。
而且，大公性與數字化之間的不連續性在更深層次上也是如此。數字化生活會支配我們的注意力和情感，使我們感覺實際的生活和服事枯燥乏味或沒有意思。如果一位牧師的思想一直被社交媒體上的最新討論或博客圈的最新趨勢所佔據，那麼幾乎可以肯定他是在與某些網絡上的聲音建立虛幻的群體感，這些聲音感覺離他很近，但事實上卻離他很遠。這樣，他就在經歷虛幻的大公。反過來說，他也可能會根據某些人或機構在網絡衝突中的表現，而對他們產生敵意，即使他和這些人或機構在主要問題上看法基本是一致的。我有時稱之爲「推特上的觀點」，它導致基督徒彼此誤解，常常因爲膚淺的原因而無法建立深厚的團契。
基督徒之間以及教會之間真正的團契往往來自於共同的核心教義以及這些教義下的共同目標。它的前提假設是，基督徒和教會能夠確定哪些教義對於建立合作關係是最重要的（例如神學「會診」，theological triage）。它還假設基督徒和教會能夠將這些教義與爲達成目標而採取的行動聯繫起來。
數字文化給這兩個假設都製造了嚴重的問題。互聯網的天性就是把每一個問題都變成「關鍵」問題，不斷地給友誼劃界限，不是圍繞聖經中最重要的問題，而是根據最熱門、最「可點擊」的問題。互聯網的天性是自我推介：讓上網的人沉迷於「無法自拔地滾動」並消費/發佈更多內容，而不是關掉屏幕並對正在發生的事情采取行動。在網上，可接受的團契界限變得越來越隨意，團契的價值被稀釋到意味著消費相同的內容。
教會和牧師如何在數字時代培養真正的大公精神？
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包含一種抵制模式，尤其是牧師們抵制虛擬「事工」的誘惑。讀這篇文章的人中大概不會有人認真地在考慮建立一個完全數字化的教會。但也許很多人可能會功能性地生活在網上，每週花一部分時間在基督教社交媒體和博客上。
替代這種生活方式的辦法不是扔掉筆記本電腦和手機。而是一種有意識地調整，把數字技術放在適當的位置。這種節奏因地而異，但衡量我們做得如何的一個診斷標準就是反思我們是如何回答本文開頭的那類問題的。當面對類似的問題時，我們第一反應是想到教會長椅上坐著的真實的人，想到我們的配偶、子女和朋友所面對的真實問題，還是最新的病毒式爭論？牧師的講道是否反映了他所作出的承諾——教導這個特定群體，還是他會否傾向於用另外的身份定義他的會眾——比如一群富裕的讀《紐約客》的沿海精英？
抵制數字化語境坍塌的試探可以從正反兩方面增強大公教義的力量。從積極方面來說，將我們的情感力量集中在與我們實際關係密切的人和機構身上，可以促進我們的共同事業。我們不再將人簡化爲網絡觀點工具，而去認識真實的人，瞭解他們的真實經歷、恐懼、渴望和盼望。這可能會帶來令人驚訝的發現：那個我們不喜歡的牧師或教派領袖的推特主題，他的想法可能來自於一個我們從未想到過的角度。將具體的人帶入數字化的關係可能不會導致觀點的改變，但很多時候確實會帶來態度的改變。
從消極的角度看，抵制互聯網的影響力可以幫助我們實踐我所說的「神聖的距離感」。社交媒體對福音文化的最壞影響之一就是不停地激勵和迫使一個宗派的人（比如說保守派）去監督另一個完全不同觀念的人（比如說自由主義神學）的言論和做法。這不僅是對時間的巨大浪費，而且它南轅北轍地加強了一種虛假合一的感覺。爲一個毫不相干的宗派或教會機構事工的言行憤怒，意味著我們原本應該合一。這個例子只是用來說明互聯網如何製造出近在咫尺的海市蜃樓。
實際上，自由主義神學作家和社會活動家的言行絲毫不會影響到我或我自己的教會。我的回應應該表明這一點。「神聖的距離感」是一種禮貌的漠不關心。我不需要在不合一的地方假裝合一。相反，我可以帶著愛和尊重，簡單地說：「我們沒有相交」。然後我可以繼續前進，而不是對我永遠無法改變或影響的人和機構感到憤怒。神聖的距離感消除合一的假象，從而維護了基督徒的友誼。
數字世界是個悖論：我們彼此之間的距離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近也更遙遠，卻更容易錯過眼前的事物。時光無法倒流。我們永遠無法回到前網絡時代。因此，在這個時代忠於基督意味著在互聯網時代踐行基督對門徒和教會的教導。
雖然技術本身使我們遠離基督教的智慧，但我們可以反擊。基督徒可以因著神的恩典獲得團契，而我們必須有意識地追求它。它不會在我們刷新訂閱之後自動出現在收件箱裡。
譯：DeepL；校：Jenny。原文刊載於九標誌英文網站：The Internet and Christian Catholic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