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赫邁德（Ahmed）是一位海灣阿拉伯人，他聽見了耶穌基督的福音，悔改並信了主。阿拉伯海灣地區的穆斯林歸主極爲罕見，因此西方宣教士們興奮地與他建立了友誼，給予他鼓勵，並帶領他做門徒。然而，他們卻沒有把他引向一間地方教會。雖然他們私下與阿赫邁德相交，但他卻：
阿赫邁德受到的教導使他相信，作爲一個「未得之民」的一員，他是個例外——一個沒有教會的基督徒。於是，他只能在沒有神子民陪伴的情況下，獨自面對基督徒生活的艱難與沮喪。
二十年過去了——那些宣教士早已離開，返回美國。阿赫邁德在屬靈上只能孤軍奮戰。
爲什麼從一開始，阿赫邁德就沒有被納入地方教會的生活，不論是阿拉伯語或英語教會，公開的或是「地下」的教會？宣教士們可能會說，這是因爲安全風險，或者爲了保留一種純粹的本土化的海灣阿拉伯基督教表達，這樣將來有更多當地基督徒可以加入他；或者乾脆認爲，那兩三位宣教士就是他的教會（雖然事實並非如此）。問題在於，這些宣教士對信仰的理解過於個人化。
現代宣教常常淡化教會的地位。宣教學永遠是從屬於教會論的。我們對教會的理解，必然會影響我們如何實踐大使命。而這對像阿赫邁德這樣的人而言，至關重要。新歸信的人不需要私人輔導，他們需要的是教會。
別誤會，我並不是說所有宣教士都如此，仍然有許多人在艱難處境中，忠心作見證，並按聖經牧養神的子民。但在過去幾十年裡，宣教的整體趨勢卻是以犧牲教會爲代價，轉而追隨實用主義和極簡主義。
爲什麼現代宣教正遠離健康的教會？原因往往在於：
（這並不是要批評所有宣教機構或福音機構組織。技術性的專長確實必不可少，尤其是在前線宣教的領域。例如，Radius International 就在語言學、文化等方面提供了極其關鍵的宣教預備訓練。但問題是，近年來許多教會過於樂意把自己應當承擔的責任全都推給別人。）
大衛·魏爾斯（David Wells）一針見血地指出：「無形的教會被高舉到至高無上的地位，而有形的教會，在其地方性的存在中，卻失去了意義和在基督徒生活中的地位。」[1] 沒有地方教會，宣教士往往會過早離開禾場，而他們所帶領的門徒也常常因此枯萎凋零。
在九標誌的「以教會爲中心的宣教」系列中，我們不斷強調：宣教與教會不可分割。不論一個人的宗教背景如何（猶太人或外邦人），新約都嚴肅警告信徒不要「停止聚會」（來 10:25）。當《希伯來書》的作者勸勉那些受苦的猶太信徒時，他並沒有叫他們偷偷躲在猶太教裡，而是呼召他們：「我們也當出到營外，就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來 13:13）。走向「營外的基督」，就意味著走向祂所聚集的百姓。
如果宣教不是以教會爲中心，那爲何保羅要在宣教書信裡花如此多的篇幅討論領袖的資格、教會的架構與運作？因爲教會正是全球福音事工的發射臺，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前 3:15）。
第一，教會的聚集。
忽視與神子民的聚集，不僅是不順服的表現，更是錯失蒙祝福的機會。神的賜福不僅臨到個人獨處的時刻，也臨到群體公開的聚集（參徒 2:1，4:31，10:44）。初代教會願意付上代價來公開聚會，正如魏爾斯所說：「他們顯然是在危險中聚會，但他們確實聚會了。正是在他們的聚會中，外人看見了神救贖工作的真實。」[2] 然而，今天在一些宣教圈子裡，教會聚集卻被視爲可有可無，甚至被勸阻！
「局內人運動」（Insider Movement）常常鼓勵那些信主的穆斯林繼續留在伊斯蘭宗教體系裡，照樣去清真寺、背誦穆斯林禱文和信條，只是在暗中跟隨基督。局內人運動的支持者聲稱，放棄原有的宗教身份既危險又不必要，因此他們反對參與教會生活。無需公開承認信仰——穆斯林可以繼續是穆斯林，印度教徒可以繼續是印度教徒。（他們說）關鍵不在於與神子民聚集，而在於內心私下的虔誠。一位局內人運動的支持者甚至解釋說：「基督呼召人改變內心，而不是改變宗教。」[3]
局內人運動的結果是：人們可以自稱「基督徒」，卻規避了受逼迫的可能。但耶穌早已警告門徒：「人要把你們趕出會堂」（約 16:2）。耶穌預設跟祂的隨者會公開地與祂站在一起，並因此常常遭受逼迫。耶穌還警告說：「凡在這淫亂罪惡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當作可恥的，人子在他父的榮耀裡、同聖天使降臨的時候，也要把那人當作可恥的。」（可 8:38）
我們難以想像先知以利亞會支持局內人運動，並「呼召巴力的先知去敬拜耶和華，卻鼓勵他們在自己的廟宇、祭壇，按照他們的異教方式去敬拜」。[4] 恰恰相反，以利亞責備那些搖擺不定的人：「你們心持兩意要到幾時呢？若耶和華是神，就當順從耶和華；若巴力是神，就當順從巴力。」（王上 18:21）
當然，這並不是說信主的人必須立即參加明顯的「地上」聚會。在某些環境裡，他們或許需要更隱祕地參與「地下」教會。但加入地方教會絕不是屬靈選項中的一種，而是跟隨耶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第二，無論文化背景如何，都要堅持講道和教導。
忠心的講道在不同場合會有不同的樣貌——八人在客廳聚集，和三百人在教堂裡聚會，形式不盡相同。但目標始終如一：解明經文的意義，並使聽眾領受神的話語。牧者藉著講道餵養群羊，群羊得飽足而成長，成長又結出傳福音的果子。
有位宣教士在早餐時，分享了他的團隊在北非一個封閉國家的新策略。他欣喜於能在當地開展十多個「發現聖經學習小組」。但耐人尋味的是，這些小組裡沒有一位基督徒。他與其他宣教士刻意保持距離，因爲他們遵循一種現代策略：認爲「與未得救的人交往時，必須避免自己來解釋聖經。若我們這樣做，就成了權威，而不是讓聖經本身作權威。」[5]
然而，耶穌親口說過，如果我們不去教導，就沒有遵守大使命（太 28:20）。強調聖經的權威高於傳道者的口才或故事技巧固然正確，但講道和教導絕不是聖經權威的競爭者。講道的本質，正是宣講神話語的權威信息，以使聽眾得救。
我曾聽到有人批評說，解經式講道太「西方化」，不適合中東、中亞等以講故事爲主的文化。但別忘了，解經起源於東方！早在基督降生五百年前，祭司和文士就向男女老少誦讀神的話：「他們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書，講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尼 8:8）。這種方式傳入猶太會堂，最終延續到初代教會。耶穌在拿撒勒的會堂讀經後，也坐下來講解（路 4:21）。使徒保羅在地中海的會堂同樣「本著聖經與他們辯論」（徒 17:2）。今天我們也必須遵循這一聖經模式。
第三，聖禮。
當教會忠於聖經，並由真正重生的信徒組成時，教會就能成爲福音的真實見證。而這種見證，部分是藉著聖禮而顯明的。
洗禮
隨著新約教會的擴展，受洗始終是新信徒的標誌性步驟。彼得宣告：「你們要悔改，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徒 2:38）。幾節經文之後，三千人受洗並「加入他們」。當保羅寫信給羅馬教會時，他假設所有信徒都已受洗（羅 6:1）。浸入到水中不僅象徵著罪得潔淨，更象徵與基督在祂的死、埋葬和復活裡聯合（羅 6:3–4）。洗禮是進入教會的標誌，是通往教會的門。
在多神崇拜的印度教背景下，對耶穌表現出興趣通常並不會引起太大爭議。畢竟，印度教承認數以百萬計的神明。但真正的關鍵點——不可逾越的界線——在於洗禮。一位在印度教徒佔多數的城市服事的印度牧師指出：「他們直覺地知道，洗禮意味著效忠對象的轉變。」 迫害往往不是在歸信時發生，而是在受洗之後爆發。正是在這時候，神的子民尤其要在患難中扶持新信徒。
然而，當今有些宣教士質疑洗禮的必要性。有人指出：「在印度有數百萬人敬拜耶穌，但他們不願意受洗，因爲他們不想被視爲加入西方陣營。」 在他看來，洗禮是一種「文化自殺」，要求信徒「放棄他們的印度教徒身份」。[6] 但我們沒有權柄篡改或削弱耶穌的命令（太 28:19）。宣教士必須教導新信徒受洗，並加入傳講福音的教會。
主餐
如果說洗禮是進入地方教會的門檻，那麼主餐就是會眾持續顯明身份的標誌——既對內也是對外。主餐劃定了界限：誰屬於耶穌並委身於祂的身體，誰不屬於並未委身。主餐絕不是西方的產物，而是耶穌親自設立。正如洗禮一樣，主餐本質上是反文化的——要求信徒公開表明自己屬於神國的文化，與世界區分開來。[7]
即便在宣教前線，主餐也不可或缺。早期教會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並擘餅（徒 2:42，20:7；猶 12）。教會紀律會把不悔改的罪人排除在主的桌子之外，也就是排除在成員身份之外。一位敘利亞牧師曾說：「這在我的文化裡行不通。」 但事實上，教會紀律在任何文化中都不受歡迎。然而，既然主餐是耶穌的家宴，那麼只有家人才能參與（林前 11:27）。宣教大會、青年營會、小組、婚禮——這些場合都不是舉行主餐的地方。因爲主餐，與洗禮和真實的講道一起，構成了教會的本質。
可惜的是，許多當代宣教士忽視了主餐。即便當地信徒已經聚集敬拜，有些人仍將主餐視爲過於「教會化」或「西方化」而棄之。也有人因沒有正式按立的牧師來主持而擱置。然而這樣做，實質上就是忽視了耶穌的命令：「你們要如此行，爲的是記念我。」
洗禮與主餐都位於大使命的核心。它們是福音的具象化——「可見的道」。正因如此，保羅才寫道：「你們每逢吃這餅，喝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來。」（林前11:26）
我們對教會的理解，決定了我們如何履行宣教使命。沒有任何機構或福音機構能夠取代教會的角色。在世界的每一個大陸、每一種處境中，普通的地方教會才是那一位又一位忠心見證人，最終要在主耶穌再來之前，持續推進並守護福音真理。
本文摘自約翰·福爾馬（John Folmar）與斯科特·洛格登（Scott Logsdon）所著的《在宣教中優先考慮教會》（Prioritizing the Church in Missions）一書，2025年，經十架路出版社（www.crossway.org）授權許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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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魏爾斯（David Wells）著，《勇守真道》（The Courage to Be Protestant ），英文版 214 頁。中譯本由改革宗出版社出版。
2 . 魏爾斯，《勇守真道》，英文版 215 頁。
3 . Stan Guthrie, Missions in the Third Millenium: 21 Key Trends for the 21st Century (rev. ed.) (quoted in Garner, 「High Stakes,」 254.)
4 . David Garner, 「High Stakes: Insider Movement Hermeneutics and the Gospel,」 Themelios 37, no. 2 (2012): 267.
5 . David Watson and Paul Watson, Contagious Disciple-Making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2014), 149.
6 . 布拉德·吉爾（Brad Gill,），「2015年3月22日——上午禮拜——宣教大會講員」， 聖約翰第一浸信會，2015 年 3 月 22 日，引自查德·維加斯 [Chad Vegas]和亞歷克斯·科曼[Alex Kocman]，《照著聖經宣教：神學與宣教如何同行》（Missions By the Book: How Theology and Missions Walk Together）（Cape Coral, FL: Founders Press, 2021），第 58 頁。
7 . Vegas and Kocman, Missions By the Book, 69.
譯：DeepL/STH；校：JFX。原文刊載於九標誌英文網站：What Is Church-Centered Missions?
